图丨杨勇将军
前言
不写回忆录，是杨勇将军的一贯思想。在他看来：战斗的胜利是集体的胜利，每个人都有份，不要专门突出谁。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用行动写成的，生前不应该写回忆录宣扬自己，是非功过，要在死后由别人评价。
战争结束后，杨勇的反思
1950年7月，全国的战事基本结束，没有什么大仗打了。
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军委会议，确定以战争年代创办的学校为基础，改建、新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正规院校，除各军兵种要新建专业学校外，全军在南京首先创立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
当时正在重庆的刘伯承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请求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职务，专心用来筹建陆军大学。
刘伯承元帅对于办学有着丰富的经验，在红军时期，他就曾创办了第一所综合性的红军学校，并亲自出任校长兼政委。
图丨刘伯承元帅
正是如此，党中央在收到刘伯承的信件后，便同意了他的请求，让其专心致志筹办学校。不久后刘伯承便写了一份建校方案上报党中央和毛主席。
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收到这份报告后，经过谨慎的探讨，最终同意了刘伯承元帅的这个方案并决定由刘伯承挂帅。
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学府，华北、华中的军大都被组织进来。当时还请了三四十位苏联顾问，都是有相当文化程度并经过二战的军事专家。随着军事学院组建完成后，中央军委下令：所有部队主官，一律要经过南京军事学院的培养！
那时，邓小平下决心，将二野的一大批团以上的干部送入其中学习。不久后，杨勇前往南京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科第一期报到。在高级速成科中，杨勇是职务最高的学员，也是唯一的一名兵团司令员。同时杨勇兼任高级速成科主任、一班班主任、党支部书记。
图丨刘伯承
高级速成科一班主要是参谋长、副军长。全国解放后，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在一起接受正规训练还是第一次，各种各样的想法都有。
大多数学员都是穷孩子出身，自幼没受过什么教育，好多人都是参加工作之后才认识了几个字，有的人担心自己跟不上学校的进度，也有人怕生活不好影响了身体……
有的人对杨勇说，你都当贵州省主席了，还学什么东西？杨勇听后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
虽然自己一直在比较高的指挥位置上，但自己的军事理论知识不足，对长期的战斗经验缺乏系统的整理，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更知道，未来的战争是我们不熟悉的现代化战争，要想作为一个指挥现代化战争的合格的指挥员，就要努力去学习一切新的军事指挥技术。
在军事学院的同学中，杨勇的文化水平算最高的，但他还是和同学一起，从单词开始，认真回答教员的问题，认真演算每一道加减乘除。他的这种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
图丨杨勇旧照
杨勇将军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对自己进行了反思。他说自己是什么都懂点，但又什么都是一知半解，没有哪一项工作是自己的长项。对于打仗，自己不能说是外行，但对现代化战争的组织和指挥，对于现代化军事系统的惯例，对现代化武器装备系列的了解和研究都不能说是透彻。
正是因为如此，每当有学习机会时，杨勇将军都非常珍惜。杨勇作为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会主动去学习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并虚心地向别人请教问题。尽管可能平时的工作十分繁忙，但杨勇依然抓紧一切机会去了解世界军事技术发展的现状。
甚至在后来杨勇到总参任职后，还专门抽出时间带着儿子杨冀平去参观地面卫星站。杨勇将军对于这个 刚刚发展起来的通信卫星十分了解，询问技术人员有关同步卫星的问题。不仅头一次听到同步卫星这个词的杨冀平吃惊，就是技术人员也感到吃惊。
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卫星还是个新鲜事物，一个高级将领，竟然能说出报纸上还没有出现过的卫星专用术语，可见杨勇将军的关注程度不是一般。
图丨杨勇（左一）
杨勇在军事学院开始学习后，便放下一切身份，老老实实地当一名学员。在课堂上，杨勇认真听讲，做着笔记，想要学会这种现代化条件下各个兵种之间的配合。
在战争年代，杨勇是战功赫赫的将领；在新中国成立后，杨勇曾担任贵州省主席。如今成为一名学员，这个转变可谓是天上地下，但杨勇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当时在军事学院中有不少人是杨勇的老战友，在聊天时，杨勇总会说道：
过去我们打游击有经验，军事思想还没有一套，提高到理论上就困难了。我们要放下架子，好好学习，真正学到一些东西，当个好学生。
杨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去做的。
因为军事学院组建较为仓促，军事教员奇缺，除了华东军大的十几名教员外，170多名教员都是具有教学条件表现又比较好的战俘。解放军战将面对的教师曾是他们的手下败将，有的学员甚至在课堂上当面顶撞教员。
图丨廖耀湘
不过杨勇对这些教员很是尊敬。在他看来，我军绝大数将领都是从游击战争发展起来的，基本没有受过什么军事理论的教育。
可国民党军官虽然是败将，但他们都受过系统的教育，在军事理论方面很有一套，比如说廖耀湘等人。这一点我们应该大胆承认，同时虚心地向对方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军事理论水平。
后来随着刘伯承元帅的出面，最终学院中的这些刺头都不敢再捣乱了。杨勇配合院长刘伯承耐心地做同学的思想工作，用刘伯承提出的尊师重教的口号对他们进行说服，说尊重教员，就是尊重科学。
军事学院的课程排得很紧，实行六小时一贯制，连续上六节课，一节课50分钟，休息十分钟，还要连续三小时的自学。除此之外，还有考试，考试非常的正规，由一个主考官和两个陪考官主持考试，学员抽条子，抽到什么题答什么题。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
图丨杨勇和战友合影
学员们都是在战场上冲杀惯了，乍一来，很不适应。
一个班级中，来自各个野战军，有杨勇的老部下，也有素不相识的战友。杨勇对大家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和每个人都谈得来，同学之间处得很融洽。班里有些学员年纪大，身体较弱，文化程度又低，学习有一定的困难。
为此杨勇组织同学开展互帮互学，不让一个同学掉队。可以说在军事学院的学习生活，让杨勇感到了非常的充实。不过后来因为工作的需要，杨勇还没有毕业，就被调到总高级步校任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去了。
在杨勇将军晚年时，曾回忆起这段学习的经历：我在军事学院的学习，让我的军事理论得到了迅速的提升，对我日后的工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杨勇的担当
在之后的岁月中，杨勇将军尽管遭遇到不少挫折，但他始终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最终拨开云雾见光明。
1977年8月的北京，到处飘逸着桂花的芳香。站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窗前，望着洁净如洗的碧空，杨勇的胸膛微微起伏着，他习惯地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支香烟，顿时，从口中吐出的一缕缕烟雾紧紧地缭绕着他……
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杨勇再度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不久前，他刚刚参加了由邓小平主持的军委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重申了一个原则：
就是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并指出要从加强部队训练和办学校这两个方面来把它加以具体化……在5年或者是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实现作战部队干部年轻化。
图丨邓小平（中）
邓小平的这番言论，高屋建瓴地为军队当前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杨勇经常认真地思考如何在实际工作当中具体落实或体现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使人民解放军的教育训练和各项建设走上正轨。
杨勇对这支有着光荣传统和作风的军队是熟悉的，因为他和这支军队一起成长。不过眼前杨勇所要面对的工作，可谓是堆积如山，对他而言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把握当时正在进行的三查三整工作。
杨勇静静地坐在办公桌前，随手翻开当天出版的《光明日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号黑体字映入眼帘，杨勇认真地阅读了这篇文章，随后便陷入沉思中。
杨勇沉思良久，放下手中的报纸，挪动了一下身子，伸手抓起桌上的话筒：浩田同志吧！能麻烦你到我这里来一趟吗？
图丨迟浩田
好！迟浩田回答后，不一会儿便来到杨勇的办公室。两人就报纸上的这篇文章进行了一番谈论，最后杨勇说道：看样子，我们要组织大家学习喽。
迟浩田询问道：总政还没有通知，是不是可以再等几天？不必！杨勇用力挥了下手，严肃地讲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带有方向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全党瞩目，我们军队也不能回避，早晚都要学习和讨论。
停了一会后，杨勇又说：如果有人批评你不请示什么的，也不要紧。在这种情况下要有胆量和气魄嘛。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我来承担责任！
面对这样一位开明、果断而又敢于承担责任的领导，迟浩田还能说什么，只有坚定不移地去执行和落实杨勇的指示。
图丨杨勇（中）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总参在全军率先进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杨勇在组织和领导总参党委成员学习与讨论的同时，还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来到总参第五期师以上干部读书班，强调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意义，并提出具体要求。
事实证明杨勇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正是由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抓得比较早，比较自觉，特别是总参党委和师以上干部先学一步，这就对于他们的工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杨勇重病住院
1979年是杨勇工作非常繁忙的一年，也是他外出勘察地形次数最多的一年。
他去过广西、云南边防前线；空中勘察了鲁西北、昭乌达盟、张家口等地；之后，他又率机关工作人员和有关军区、兵种领导同志，先后到华北、东北、华南、山东等地进行了现场勘察，就地解决了一批急需解决的问题。
1980年初，杨得志任总参谋长，为使自己敬重的老杨哥尽快地熟悉情况，杨勇又多次陪同杨得志勘察地形，视察部队。他们在东北视察途中，杨勇生病发烧，杨得志多次劝他回京休息治疗，可杨勇坚持陪同杨得志完成了任务。
杨勇一向以工作精细和忘我而著称，他每次出去总是白天勘察地形，晚上开会研究处理问题，有时还要找部队干部谈话，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做干部的思想工作。
图丨左起 杨勇 杨成武 杨得志
杨勇在工作中不仅认真负责，处理问题果断干脆，而且生活也十分简朴。每次外出视察工作时，都要求有关单位按照中央和军委规定的高级干部生活准则执行，不准设宴招待、不准搞专场演出、不坐卧车、只坐吉普车等。
某次杨勇去某部视察工作，当地政府领导同志考虑到杨勇年高且身体不好，便将他安排到当地条件最好的宾馆休息，杨勇在得知后婉言谢绝，和同行者一起住在驻军招待所。
不过也是因为杨勇将军如此辛勤的工作，最终还是病倒了。
杨勇将军住院后，他的不少老战友前来看望他，不过这时杨勇将军还惦记着手头未完成的工作。他将一项又一项的工作进行了认真地交代，并向中央提出了他对军队建设的意见，也同许多朝夕相处的青年同志谈话，向他们传授经验……
图丨杨勇（右）
杨勇将自己所要忙的事情忙完后，来回想了几遍，再也没有什么了，便安心接受治疗。在出院之后，杨勇将军又投入到解放军的建设工作中。然而1983年，杨勇再次重病住院，接受治疗。
某天，杨勇将军的秘书前来医院看望他，希望他能写写回忆录，留下点东西。杨勇将军听后摇了摇头，然后说道：人活着不能自我吹捧，要写就写作战指挥，不写别的。
不写回忆录，是杨勇将军的一贯思想。在他看来，战斗的胜利是集体的胜利，每个人都有份，不要专门突出谁。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用行动写成的，生前不应该写回忆录宣扬自己，是非功过，要在死后由别人评价。
杨勇在审查战史或回忆录时，凡是提到他名字的，他都要删去。纵观杨勇将军的一生，他打过不少关系战役全局的胜仗，可他从不写这种自述性的东西，从而导致很多人不了解他，甚至出现一些议论时，杨勇将军也不解释，仍然坚持他的不写回忆录的原则。
图丨杨勇（前排居中）
想当初贵州解放后，曾有苏联顾问前来拍电影。当时杨勇作为贵州省主席，给予了对方很多支持，苏联顾问便在电影中给了杨勇很多的镜头。杨勇在得知这件事后，便找到苏联顾问说道：你不应该拍我，而是应该拍我们的战士和百姓，他们才是大功臣……
苏联顾问对杨勇将军的这段话不理解，然后说出自己的疑问：你是贵州省主席，而且是解放军有名的战将，给你拍镜头不应该吗？
杨勇听后摇了摇头：贵州的解放是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全省各族人民支援得来的，要拍就要拍他们。
在朝鲜时，杨勇还是这个思想，不让给他照相，用省下来的胶卷多拍朝鲜同志和志愿军的活动，争取办个展览。后来摄影展览办起来了，可是却没有多少有关杨勇的照片，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同志，对此很有意见……
摄影记者找到杨勇将同志们的意见转告了他，可杨勇听后笑着说：我的照片就算了，要补的话，就多增加一些志愿军的照片吧，如果谁有意见就让他来找我。
图丨杨勇将军墓
在之后的岁月中，杨勇将军还是坚持自己的这种原则，从来都没有以个人名义发表一篇介绍自己的文章。
1983年1月6日1时55分，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队的优秀领导人，功勋卓著的战将杨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0岁。
在杨勇将军病逝的消息传出后，邓小平、胡耀邦、万里、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医院向杨勇将军遗体告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和南斯拉夫等党和国家、军队领导分别发来唁电，对杨勇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1983年1月15日，杨勇将军的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由胡耀邦主持追悼会，杨尚昆致悼词，对杨勇将军的一生作出公正的评价！
